【写在前往非洲难民营之前】
写在前往非洲难民营之前
出发之前想写一些有的没的。
【一、极端的理想主义者】
我大概是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
关于我最奇怪的地方大概是，我从没想过我会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
非洲这次也不例外。
第一次想到要去非洲，是在8年前。那时候上初二，读杂书读得最多的年纪，我读到了乞力马扎罗山。那时候小，行动力不够，被资金和能力限制，却固执的觉得有朝一日总要靠自己去非洲生活一段时间。
来了耶鲁大学之后，当年种下的种子终于开始滋滋冒芽生长。每年暑假，耶鲁会给学生提供上不封顶的项目资助。我的计划是从申请项目资助开始的。跟另外十几个人一起，我作为班里唯一一个建筑系的学生，上了《辩证难民学》的课，看了很多论文，开始设计一个有关支持难民潜能发展的住房体系。我跟教授们彻夜长谈，写了一份项目计划，想申请耶鲁的旅行项目经费，跑到肯尼亚的难民营去。当时，财务办公室的两个工作人员告诉我说难民营的安全隐患太多，耶鲁不会愿意把钱给我。于是我在项目计划里加了几百字的安全预案，一口气申请了十几个不同的资助项目。三个月里不断修修改改面试答辩死乞白赖，终于也说服了几个评审委员会，凑够了5000美元。而武警把守的难民营是不能自由出入的。拿到钱之后，肯尼亚政策却突然变动，之前联系好的难民组织一夜之间都关了门。那时候离我计划的出行日期还有不到一个月，于是我开始每天跑到联合国各种相关组织敲门，给我能在google上搜到的所有相关组织发邮件。三个星期里一共联系了40多个当地组织和记者，收到了几十封拒绝信，一个叫做SAVIC的组织却突然说看了我的简历和想法后想要让我去肯尼亚的难民营工作。于是我今天就要出发了。
所以说，我大概是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
极端的理想主义者总是无比固执地坚信自己所追求的事情能实现，倒是有莫名的勇气去淡然的面对所有困境。所以苦难当中的我总能带着某种穿透性的目光，让我只能看得到我达到目的之后的景象。我所面前的繁琐过程和各种阻力也是我和我所看到的远方之间的一层迷雾。于是拨开迷雾的时候，我总是在盯着远方。
我认识的另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是个叫石榴的姑娘。她在布朗大学读书，我们在17岁申请大学时相识，她总是带着傻兮兮的笑。无论多么严肃艰难的事情，只要是她去做，我就总觉得这件事的背景音乐是她笑起来时的 “咯咯咯咯咯”。她也是带着这样的背景音面对着媒体舆论、创业遇冷、申请被拒，而她从没放弃过她的傻笑和疯狂。我和石榴见面的次数很少，前年她突然说，我要做个行为艺术，穿365天旗袍。于是她穿了一年的旗袍。去年她说，“我要开个旗袍公司啦。”今年她就有了自己的工作室。那天我去看她那间创业几个月就有了好几个员工好些服装的公司，她依旧带着她傻兮兮的笑，蹦跶蹦跶地用云淡风轻的语气讲着她遇见的各种奇葩情况。石榴送给我她新出版的书时，我又一次想，石榴大概也是个只能看见远方的姑娘。
说起来，脑回路最诡异的我们反而都会在家人面前装作是最乖巧的孩子。我从小总是在家里带着天真美好聪明伶俐的好孩子形象，不动声色地把一个疯狂的想法酝酿好几年，然后在不经意之间就走出很远，等家人反应过来时，他们能做的就只剩下妥协。当年做单亲家庭的公益项目是如此，去耶鲁读书是如此，去非洲难民营也是如此。我想起来影响我最深的那两个人，伊卡洛斯和三毛。伊卡洛斯的翅膀被阳光融化坠海死去，他的父亲代达罗斯为儿子悲痛一生，最后在西西里岛郁郁而终。三毛的父亲写了数封书信心痛女儿的燃烧，字里行间全是痛苦、挣扎、妥协 、释怀的交替。
我去看石榴的公司那天，跟我们同行的好朋友Julia还开玩笑说起，跟我们这样的人做家人，真是苦了他们。
有好多家长问过我，能不能跟我们家孩子交流交流呢。这种时候，面对着家长的目光和孩子的热情，我总是暗暗觉得内疚。我会对这些家长说，交给他们自己去选择要走的那条路吧。我不敢多说什么。如果他碰巧也是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家人注定不在他所看到的远方。
而这却是我们这些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们，唯一无法割断的那条风筝线。
【二、不极端的浪漫主义者】
被我当作人生格言的两个故事，是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的死，和现代作家三毛的旅途。
伊卡洛斯是个建筑师和雕塑家的儿子，他生在一个叫做克里特的孤岛，被困在一尺之地里，却通过父亲的眼睛看着宇宙广袤。父子俩用蜡和羽毛制作逃离的翅膀，起飞前，父亲对伊卡洛斯说，离太阳远点，别飞太高。而伊卡洛斯却一心向着这世界上最灿烂的光芒挥动翅膀，他的翅膀在最炽热最璀璨的一瞬间被融化，伊卡洛斯坠海而亡。不管这故事的前因后果和罪孽偿还，我只觉得，伊卡洛斯的死就像唐代诗人李白湖上醉酒后为了追寻水中的月亮溺水而亡一样，是一种极端的浪漫，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而三毛的一生亦是如此。她走过的那些地方，留下的那些极悲极喜极怒极伤的故事，每次读起来我都觉得浑身细胞沸腾颤抖到想要上天入地奔向四面八方。
而我是个不极端的浪漫主义者。我总在追求浪漫，但我想，我登上浪漫主义极点的方式不会是死亡。我想要追逐的是那种我总在体会着却不可言说的力量。
我说起我将要进行的旅行时，上一辈的人好几次问我，“只带消化饼干够吗？不带些肉脯辣酱吃得惯吗？”“睡帐篷行吗？没有床睡得着吗？”
我觉得失望，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我对旅行的固执。我总是被最贫穷困苦的角落吸引，因为我总觉得那些地方才有最浪漫的故事，才充斥着那种我追求的力量。
就像战争席卷撒哈拉沙漠之前，人们问三毛这个问题时，三毛的回答。
“这儿有什么吸引你？”
“这儿有什么吸引我？天高地阔、烈日、风暴，孤寂的生活有欢喜，有悲伤，连这些无知的人，我对他们一样有爱有恨，混淆不清。唉！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这就是那种力量。
再落后的地区也有天有土，有风有水，有无数过去和无数未来。再落后的人也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无限思考和无限可能。我着迷的就是这些看似绝境里生出的不可思议的力量。
上学期在《辩证难民学》这门课上，我看了一部纪录片，叫《Sierra Leone's Refugee All Stars》，塞拉利昂的难民全明星。
纪录片讲的是几内亚的一个难民营里，一支由难民组成的小乐队。这些从塞拉利昂逃难出来的难民被困在这一方土地里，不能工作不能发展，依靠救济粮完成每天的生存。他们看见过痛苦和死亡，是屠杀的幸存者。男孩跟父母兄弟姐妹在逃跑中分离，失去了家人的全部消息，男人亲眼看到妻子被杀，在屠杀者的逼迫下亲手刺死了自己还是婴儿的孩子，然后手和眼被硬生生砍掉。他们闭上眼睛只有极端的悲痛、恐惧和罪恶，而就是这样的几个人，带着重铸希望的勇气，自己做了乐器，在一盏灯的光亮下开始写歌唱歌。他们写难民的苦痛，唱难民的憧憬。主唱的歌声很浑厚，他从战争中逃出来，带着对生命的全部渴望，在难民营里追求自己爱的女人，陪伴自己信任的兄弟。他们对着镜头诉说苦难，而一上台，他们就成了力量之源。他们在各个难民营里做巡回演出，音乐奏响时，聚集来的难民们会不约而同的开始舞蹈。这个乐队在自己的难民营之外并没有什么名气，英语歌词也并不一定会被所有人听懂，而他们所前往的每一个难民营，都用狂欢来迎接他们。那些目睹过死亡、经历过酷刑、甚至满手罪孽良心难安的人们，都会随着音乐开始舞动。是非洲土地上那种毫无章法出于本能的舞蹈，从光着屁股的小孩到步履蹒跚的老人，带着千百个非洲民族共同揉进骨血里的希望。随着音乐和舞蹈流淌出来的，厚实的鼓点和飞扬的舞步里都爆满了那种力量。
这是关于人性最神秘、最震撼的力量。而我的建筑项目，也是因这力量而生。
所以我不在乎带不带肉脯辣酱，也不在乎睡不睡床。跟我将要在旅途中看到的生命和人性比起来，那是些太过微乎其微的事情。
我要去的是南非开普敦的贫民窟，和肯尼亚沙漠里的Kakuma难民营。一边是贫民亲手建起的房子，一边是难民依靠捐赠领来的帐篷，一边是贫民虽然生活艰苦却带着希望寻求出路，一边是难民每日领救济粮生存而被彻底剥夺了发展权利。这两边的人固然都有各自的苦难，但他们明明拥有着同一种力量，却因为身份不同而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形态。我想摆脱大部分人固有的“你好可怜我来帮你”模式，带着对人性潜能最基本的崇敬和尊重，通过建筑设计来激发这种力量。我的想法也许会被彻底推翻，我的项目也许会彻底失败，但我所看到的力量，无论如何都不会消失。就像是伊卡洛斯和三毛燃烧后留下的光芒。
记录这段旅程的初衷，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生命所具有的潜能。
那么，我要出发啦。
